【記者郭晏孜、喻祺雅／新北市新店區報導】
顧伯伯是一位高齡長者，他身體健康、談吐清晰、行動自如、有穩定的退休金，原以為可以安享晚年，卻因位獨居長者的身分不斷被租屋市場拒絕。直到2023年，他因為社工轉介找上崔媽媽基金會，才透過「友善二房東」住進文湖線的社區宅。
崔媽媽基金會2022年開始，打造「友善二房東」建立租客與房東中間的橋樑，協助分擔房東的風險，提高承租的可能性。如今84歲的顧伯伯，已經在那裡住了3年。
崔媽媽基金會的名稱源自崔陳水金女士；在1989年抗議高房價與不合理居住環境的無殼蝸牛運動期間，她以實際行動支持居住改革，無殼蝸牛組織的夥伴因此以她為名成立租屋服務中心，後來在1994年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住宅暨社區服務協進會。
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說明，大概在2000年時，發現都會區的弱勢族群沒辦法藉由租屋平台找到房子，所以開始透過社工幫這群家庭在都會區找房子。崔媽媽基金會在2020年正式轉型為福利導向，聚焦於弱勢與高齡租屋服務、住宅政策與社宅倡議，並在2013年成立了社會企業「崔媽媽蝸牛租屋公司」處理實體租屋代管。
被擋在門外：弱勢租客的租屋困境
找不到房子是一般租屋族最常見的困境，但可能多看幾間、多打幾通電話就可以解決，然而對弱勢家庭與高齡者來說，卻是一道幾乎跨不過去的門檻。弱勢居扶部社工主任馮麗芳表示，根據崔媽媽基金會內部調查顯示，超過九成的房東一聽到租屋者年齡，就可能直接拒絕出租。
房東可能顧慮長者行動不便、溝通能力較差、經濟狀況困難等，然而就算長輩已經表現出極強的自主能力，甚至身體健康、談吐清晰、有穩定退休金也無法說服市場上的房東。
根據顧伯伯在崔媽媽基金會的主責社工方雅儀說明，顧伯伯早年在美國打拼，年過半百之時為了照顧身為教職員的父母返台，顧伯伯一家人就住在父母的教職員宿舍中。2017年父母離世後，他只能搬離宿舍，開始尋找住處，找了半年，他終於找到一間位於公寓頂樓的房子，並在此住了6年，但在2023年3月卻被告知房東因私人原因要提前收回房屋，原本在年底才到期的合約也因此被迫提前終止。
同年2月，社會局的社工發現顧伯伯因為找房的問題相當焦慮後，請里內社工協助觀察，再由里內社工轉介給崔媽媽基金會，經過1個月的努力，崔媽媽基金會透過友善二房東計畫找到符合顧伯伯需求的房源，除了空間寬敞，也能容納大量書籍，最後他在同年4月與位於文湖線的社區住宅完成公證簽約。
從友善二房東到高齡居住支持服務
呂秉怡表示，透過觀察可以發現房東最核心的三個需求：第一，每個月能不能準時收到租金；第二，租屋期間會不會一直出現麻煩，如長者跌倒生病、牆面被破壞、囤物造成蟑螂老鼠，甚至遭到鄰居抗議；第三，租期結束後，房子能不能順利恢復原狀並交還。而這些疑慮，將由友善二房東接手監督。
由崔媽媽包租下來變二房東，每個月付租金給房東，吸收空窗期與欠租風險。但「友善二房東」並不只是租金代收，而是與社福團體合作，讓原本可能直接落到房東身上的潛在風險被拆解成不同的問題，由專業機構共同處理。例如：基金會因房屋老舊等問題，委託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茁牧修繕隊」進行房屋修繕，崔媽媽基金會也積極與案主本身的主責社工及各個社福支援網絡聯絡、溝通，以更了解案主的需求。
2023年，基金會進一步推出「高齡居住支持服務」，在友善二房東的基礎上增加更多協助，例如：主動協助申請政府租金補貼，在政府租屋補助尚未撥款的兩個月空窗期，基金會會自籌資源補貼租金與押金缺口。
從成果來看，呂秉怡以過去十年的經驗做出對比，早期儘管花費半個月甚至半年努力尋找房源，100個弱勢房客可能只有三至五個能順利租到房；現在有了社會住宅與友善二房東後，成功租屋的人數提高到10至15人。
從入住到穩定居住 社工化身「類家人」
對弱勢租客而言，找到房子只是第一步。儘管馮麗芳表示尋找房源就是最常碰壁的環節，但找到房子並不代表居住難題就此結束。入住後，服務也進入下一個階段：從「有地方住」，到協助租客「能否穩定地住下去」。
「我們做友善二房東，常常自己都會成為他們的『類家人』。一發生什麼事情，我們跑得比房東還要快，趕快去連接資源把它解決掉。」馮麗芳形容。對崔媽媽基金會而言，長者入住後仍需持續觀察，必要時連結醫療、長照、經濟與居家修繕等資源。「通常我們看到案主的狀況，都比主責單位看到的還要多、還要深入。」馮麗芳無奈地說著社工們的辛苦。
不只緊急時候出現，社工更會定期視訪、聯絡鄰里，希望帶給租客更好的居住品質，有時也關注租客條件，協助他們申請更有保障的社會住宅。然而很多時候，長輩就算符合申請資格也不願更改住所。馮麗芳分享，曾經有一位租客的租屋處漏水、光線差空間小，儘管如此仍不願搬離，甚至連申請資料的準備都不願意配合。馮麗芳分析，長輩們可能早在進入崔媽媽基金會的協助程序前就飽受租屋市場的刁難，長期的失望與挫折讓他們更不願意發生改變。
↑社工陪同長者外出，除了居住問題，也關注著長者入住後的日常生活。照片提供/崔媽媽基金會
崔媽媽基金會也會以「三個月」作為觀察是否穩定的指標。馮麗芳表示，案主剛搬進新環境的前幾週常常會有很多抱怨，馮麗芳分享，曾有個很典型的案例：一個伯伯被安排到了鄰近果菜市場的房源，但因為市場攤位常有貨車要載貨，凌晨三點就開始繁忙，伯伯一開始都在抱怨太吵，但三個月後就適應了；反過來說，如果三個月後仍然強烈要求搬家，就代表個案可能無法適應，需要重新尋找適合的房源。
民間服務如何支持弱勢租客 補足政策缺口
民間愛心房東是否願意出租給弱勢族群，往往取決於個別房東的意願，難以穩定提供居住機會。呂秉怡指出，崔媽媽基金會目前不到20名員工，其中社工僅5人，難以單靠民間力量協助大量弱勢租客，因此希望政府成為「系統性的愛心房東」，透過社會住宅與住宅政策，提供更穩定的居住支持。
根據行政院《百萬戶租屋家庭支持計畫2025—2032年》草案試算，租金補貼一戶的年均成本為3.92萬元，包租代管為9.62萬元，而新建一戶社會住宅的成本則為157.38萬元。即使租金補貼的成本較低，也不代表弱勢租客就能順利找到住處。呂秉怡指出：「做一戶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的成本，可能可以做2.2到2.5戶租金補貼，但如果讓民間房東挑房客，就沒達到優先協助弱勢的政策效果。」
呂秉怡認為，包租代管若要真正協助弱勢租客，仍需要補足社會性支持。基金會希望將「友善二房東」與「高齡居住支持服務」結合租賃管理與社會福利的做法提供政府參考，讓住宅政策不只提供房源與租金補助，也能回應弱勢租客實際的居住需求。
採訪側記
我們因為這個採訪走進崔媽媽基金會的辦公室兩次，原本以為可能還有第二個辦公處，一問才知，崔媽媽竟然是只有20位工作者不到的團體，其中社工更是只有五位。採訪中，我們幾乎可以從執行長與社工主任的眼神，看出崔媽媽是真的非常在乎租客的居住安全與穩定性，儘管最後因為隱私問題無法採訪實際租客非常可惜，但是一次非常保貴的採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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