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記者黃如琦、王亭捷報導】今年年底，工運界一大盛會─秋鬥，在中正紀念堂展開，此次秋鬥主題定為「斷黑金、還我錢！人民火大行動」，並藉由康康舞、行動劇和黑手那卡西的演出，突顯反財團治國、反官商勾結、反藍綠貪污等訴求，延續著秋鬥十多年來反應勞工心聲的傳統。
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社會氣氛由原先受政治嚴密監控轉向自由化，台灣自主工會蓬勃發展，開始向政府爭取加班費、年終獎金等福利，卻因工會法的限制和勞基法的不落實，導致權益不彰。
「戒嚴時期雖然有勞動法，但卻無法實施，所以解嚴代表法律應該要被落實。但有鑑於當時勞工並未有例如總工會、或是類似國外的工黨這樣的組織去推動法令的落實，所以必須藉由具體的受害者案件或工人間共同利益追求來達成，而秋鬥便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形成。」工委會總幹事賴香玲表示。
雖然「秋鬥」這個名詞原始於日本的工運，但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工人守法該死」大遊行之後，「秋鬥」便成為台灣工運自己的「秋鬥」。
一九八八年七月苗栗客運爆發勞資糾紛，員工以罷工抵制資方，反遭雇主解雇，史稱「苗客罷工案」。為此，工運團體與自主工會的幹部組成「二法一案行動委員會」(工會法、勞基法和苗客罷工案)，並舉辦萬人集體上街遊行活動，表達反對惡法和聲援苗栗客運的訴求。這是第一次眾多工運和工會團體集結力量，挑戰政府體制，而秋鬥便濫觴於此。
一九九二年六月基隆客運引發勞資爭議，工會決議罷工，並在官方介入仲裁後，依法停止已進行十八天的合法罷工行動。不料，資方卻違法，強行解雇罷工者，員工不滿之心高漲，以「開車自救」自行復工的方式，欲迫使資方收回解雇令。最後，工會常務理事王耀梓被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為此，工運團體依循四年前的合作模式，成立「三法一案行動委員會」，針對勞委會版的勞基法、工會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提出工人版的意見，並在十一月十二日舉辦「工人守法該死」大遊行，以基客罷工案為例，說明人民的公僕─警察是站在資方立場，打擊守法勞工。
「後來工人發現原先所要求的法律落實，對勞方根本沒有確切的保障，所以產生修法的訴求。又因為當時的許多勞工法都是幾十年前設立的，已不符現在的需求，所以有了立法的想像，而三法一案行動委員會依此改名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簡稱「工委會」），成為主導秋鬥的重要組織。」賴香玲表示。
工委會成員來自各方團體，彼此間並無上下級的關係，僅就共同有興趣的勞工話題合作，即所謂「議題」式的合作。此後工委會便仿效日本的「春鬥」和「秋鬥」，每年選定某些議題，號召勞工上街，向政府表達其想法。
工委會顧問鄭村棋表示，一九九六年台灣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導致大批工廠外移，失業潮隨之發生，秋鬥的議題就環繞在關廠失業上。不過，由於關廠失業的勞工失去生產單位，其抗爭力量隨著時間而消逝；再者，長期下來政府慢慢對於勞工所提出的要求不再讓步，工人得不到政府的承諾，便向政府妥協，其行動漸趨保守，參與秋鬥的人數也逐年減少。
對於參與秋鬥人數降低這個現象，長期參與工運的基層工會幹部林子文表示，失業率年年升高、工作機會銳減，導致勞工們只能猶如「即將溺死的人，緊緊抓住那根浮木」。勞工們，不敢怠忽現在的工作，更不敢對資方以及國家再有任何動作，目前守住自己的飯碗，能過一天是一天，是勞工們唯一能做的。參與秋鬥似乎對他們來說，太遙遠了。
賴香伶表示，二○○○年政黨輪替後，原本期待新政府會有一番新作為，卻看到執政黨在勞工每兩週工時為八十四小時的「八四工時法案」、勞動三法的修正（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與勞退新制等政策上選擇向資方妥協，造成勞工權益受損。
「選前三黨候選人都簽了每週工時縮短為四十小時的『四○工時』承諾書，阿扁總統上台後，在院會表決時，三黨同時都跳票了。所以目前台灣勞工和民眾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單單的政治和經濟問題，而是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也就是階級的問題，而政黨輪替也剛好提供此議題思考的空間。」賴香伶說。
近年來秋鬥開始偏向「自覺」的議題。賴香伶表示，二○○三年工委會所推動的百萬廢票活動，其目的不只在表達對藍綠政黨的失望，更重要的是讓有投票權的人了解到，其不僅只有投票的義務，還有說不的權利，而這種權利也是對自我覺醒的一種表現。
林子文指出，統獨問題一直是工運團體合作的阻礙。工委會內部團體亦因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分裂，例如屬於獨派的勞工陣線和屬於統派的勞動人權協會先後離開工委會。
今年秋鬥各團體喊出「掙脫藍綠、人民自覺！彼此對話，鬥陣拚活路！」。賴香伶表示，先讓勞工和社會大眾了解自身的權利，有此基礎後，工運才能繼續下去。林子文也說，未來希望能夠在國中落實勞工權益的教育，讓孩子把這樣的觀念帶回家裡。或許父母親忙著為家庭經濟奮鬥，無暇注意自己最切身的權益，那麼就讓孩子來灌輸他們這樣的觀念，也讓孩子以後進入職場時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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