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簡明珊/生命力報導】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秘書鍾君竺說,日日春成立到現在,目標是一樣的,即希望台北市能繼續推動性產業政策,進而促成合法,雖然廢娼後新聞熱潮不再,但她仍希望性產業議題能再次被提出討論。她又說,成立到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組織上的困難,因為性工作仍被污名化,因此遇到問題不會主動跟她們求助。

一九九七年台北市政府宣布廢娼,一群公娼組成自救會,走上街頭抗爭,之後在一九九九年出現「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以推動性產業合法為目標,為性工作者發言,和社會對話,並爭取緩衝兩年廢娼;兩千零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台北市宣告廢娼,已有百年歷史的公娼,正式走入歷史,同時宣告台北市性產業非法地下化開始。如今公娼不復存在,但日日春仍為性工作者努力,期許性產業在台灣能合法化。

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秘書鍾君竺表示,當初是一些社會團體,像粉領聯盟、女線、和一些從事社會運動者,在協同公娼抗爭後,發現性工作議題在台灣應該被繼續討論,尤其是推動性產業合法化,因此決定由公娼自救會、粉領聯盟、女線和一些關心妓權的教授、學者和法律界人士、單親媽媽及女工一起來成立日日春協會。她說,和國外妓權團體不同是,日日春不是純粹由性工作者所組成的團體,因為在台灣性工作者承受社會污名,有曝光壓力,因此透過日日春來替她們發言。

鍾君竺說,剛開始原本叫「性工作者關懷互助協會」,簡稱「性會」,但考慮到性工作者在社會上仍很污名、被瞧不起,如果用這樣的名稱去接觸性工作者,可能會被她們討厭和排斥,後來才改用「日日春」來代表。至於為何用日日春,她覺得,像香港的妓權團體叫「紫藤」,荷蘭的妓權團體叫「紅線」,都不是以性工作來命名,而台灣的公娼跟「日日春」這種植物都有一種韌性,對她們而言,遇到生命困境,性工作便成為她們找尋存活的一種方式,她們有很堅強的生命力,因此用「日日春」代表公娼非常適合。

日日春成立於一九九九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到兩千零一年廢娼中間,是她們對性產業推動的第一階段。當時日日春關注在公娼日後的生活,因為廢娼後她們被迫離開工作,但這群弱勢女性,不只是性工作者,也是中年單親媽媽,學歷低且無一技之長,是社會底層女性,在失去工作後要如何生活,是日日春非常關心的地方。鍾君竺認為,日日春花了一些力氣協助這些公娼生涯轉換,以一對一方式,不僅輔導,也從中觀察,目的不是希望她們「從良」,因為性工作並不低賤,而是想知道如果她們有意願轉業,必須要花多大資源才能成功。而目前公娼轉業後,有的開檳榔攤,有的當私娼,也有人休息,還有人在日日春跟勞委會合辦永續就業工程計畫案中,當臨時雇員。

另外,日日春以妓權團體身份,針對當時新聞對性工作者的不當報導採取行動。如當時衛生署以渲染的方式公布台灣第一名公娼感染愛滋案例,造成社會大眾恐慌,日日春便前往衛生署和勞委會抗議。而當時電視台未經同意,偷拍萬華附近的私娼,日日春也代表她們出面,抗議媒體侵犯人權。鍾君竺說,經過多次的抗爭,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同意,將愛滋病納入性工者的職業病,認為性產業合法化對防制性工作者性病較有保障。另外電視台後來對性工作者也比較尊重,從以前稱呼「娼妓」、「特種行樣婦女」,到後來改稱「性工作者」,都是日日春當時的努力。

鍾君竺表示,廢娼緩衝結束前,開始推動私娼外訪的的工作,因為台灣性產業非常多樣,應該試著瞭解整個性產業的生態,包括合法和非法對性工作者的差別。她說,接觸私娼後更讓日日春決定推動性產業合法化,因為合法和非法的差別在於警察對她們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合法,警察會保護她們,遇到不講理的客人可以尋求支援,但如果不合法,不僅警察常找她們麻煩,而且在禁娼的法律體制下,是罰娼不罰嫖,性工作者處於不利位置,如果客人不付錢,或欺負她們,她們無法請求保護,這也是日日春推動性產業合法的原因。

廢娼至今一年多,是日日春性產業推動的另一個開始。日前她們出了「翻牆越界 — 與娼同行」一書,將過去兩年的成果集結成書,除本身面對抗爭的論述,也邀請在抗爭活動中接觸的對象,包括工會和各階層朋友,表達他們的想法。日日春也致力幾點,一是擴大對多元性產業的瞭解,除萬華的私娼外,在高級俱樂部或酒店從事性工作者也是她們想了解的對象。另外是性產業政策的探討,包括蒐集一些國外案例和台灣性工作者討論,而秘書長王芳萍也實地到荷蘭瞭解當地性產業的情形。鍾君竺說,台北市和行政院曾委託學者做性產業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傾向合法管理,因此日日春必須在政策決定前,先準備好對性產業的看法。

最後是和一些關係較深厚的公娼發展一些計畫,如成立一個合作社,大家每個月在裡面存一些錢,因為對這些公娼而言,她們沒有薪資證明,需要錢的時候無法向銀行借貸,而透過合作社形式,日日春可介入她們的經濟生活,隨時知道她們的困難和需要。另外是組「春夫人合唱團」,因為唱歌是公娼很熟悉的文化形式,藉由歌唱來表達她們過去豐富的生命經歷,進一步更希望她們演唱的歌曲是透過她們自己創作而成,因為那將是過去公娼生命史的再現。此外,也考慮讓公娼以接線的方式,提供過去性工作時累積對性的豐富經驗,如果有人對性方面有疑問或問題,可以求助這些公娼,而這個部分主要是希望公娼能轉化處理自己過去的工作經驗。

鍾君竺說,日日春成立到現在,目標是一樣的,即希望台北市能繼續推動性產業政策,進而促成合法,雖然廢娼後新聞熱潮不再,但她仍希望性產業議題能再次被提出討論。她又說,成立到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是組織上的困難,因為性工作仍被污名化,因此遇到問題不會主動跟她們求助。而在台灣「成年的」性工作運動才剛開始,如何找到這些性工作者,將她們組織起來,是日日春努力的目標。她認為,當年公娼受到大家注意,是因為她們自己站出來說話,但前提是她們是合法的,現在性工作不合法,性工作者的主體無法出現,所以日日春的推動只能到某種程度,政治人物因此躲避這個議題,她希望能給社會大眾一個討論空間,讓大家陳述對性產業的看法,才能加速性產業政策的制訂。

推動性產業合法化至今,日日春最大的期待是,社會大眾對性產業的看法已有某種程度改變,越來越多的台北市民,傾向性產業合法化,至於合法化之後性產業在台灣要以什麼模式呈現,如專區或非專區管理,社區居民如何看待娼館設置,仍有很大的空間來討論,因此日日春希望性產業議題可以持續被關注和對話,制訂合理的政策,讓性工作在台灣可以受到保障並以一份工作被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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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春互助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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