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靜文/生命力報導】當初畢業於輔大中文系的彭莉萍,在應徵過協會的工作後,拿了許多關於動物保護、流浪狗問題、和協會介紹的資料回去看,「那些刊物和錄影帶,讓我看了很激動、很痛心,常常看著看著眼睛就紅了。」就因為這樣,她很想,也相信自己可以為動物們做些什麼。所以在應徵後,打了三、四通的電話,去說明自己的誠意,和這工作對她的意義。後來彭莉萍真的如願地獲得這份工作,因為協會相信,這樣的工作,該讓有心人來做。

懷著滿腔的熱血接下工作,彭莉萍才明白自己是多麼有限,她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無法改變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無法順利地推動「動物保護法」快點成立、無法做的事太多,但真正令她想逃避的,卻是關於流浪狗「人道安樂死」的問題。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彭莉萍參與板橋流浪狗收容所的人道處理和執行工作,「我眼睜睜看著八十幾隻狗橫屍眼前,無法接受曾經活蹦亂跳的生命,在瞬間成為垃圾。想起牠們死前痛苦的掙扎、牠們惶恐地叫著、甚至因為害怕而撒尿拉屎……,之後我總是做惡夢,有時候在路邊看見流浪狗,就忍不住流了滿面的淚。」面對這樣接踵而來的精神壓力,彭莉萍選擇了離開。 

然而,離開協會卻非想像中的輕鬆,對動物的關切,並不因為離職而從此不想、不碰。她開始質疑自己:離開是否只是為了逃避,不敢碰觸?如此一來,是不是對自己理想的反諷?她從體制內的改革者,成為體制外的批判者,到時候要批判整個社會對動物保護的不用心,是不是等於在批判自己?「我曾經是可以盡一份力的,卻退縮了。」 

於是,兩個星期後,她復職了,帶著更嶄新的心情。 

這份「嶄新的心情」並不表示工作從此得心應手,而是懂得用較寬廣的尺度來看事情。漸漸地,彭莉萍覺得,這工作不是犧牲奉獻、不是在救動物,而是讓自己成長:她會用「生命等值」的角度去看每個生命;她看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奈;她接觸越來越多和動物相關的議題。 

所以,縱使面對工作,無力與難過的感覺仍是免不了,但現在的彭莉萍,不再懷疑自己的工作。因為她明白,推動非社會主流價值的社會運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進展有限,但至少它真的在改變。這些改變,讓她笑著說:「我開始會期待整個社會有一天變的更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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