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鄉印漂移》導演許富美分享創作這部紀錄片的原因。/攝影 王湘綾

【記者王湘綾/台北市報導】《鄉印漂移》紀錄片的英文名字是,「The imprint of Drifting」意思是一種漂流感的印記,導演許富美表示,這部片子,探討的是外省第二代在台灣的生長經驗,「漂浮不定就像是外省第二代的潛在基因」,不斷隨著生活和情感的改變去尋找自己的身分認同。

之所以拍攝《鄉印漂移》,許富美表示,自己跟丈夫分別來自本省和外省,兩種不同情調的家庭,藉由深入了解夫家,「我想探討兩個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對身分認同的差異性」,許富美花了七年的時間,記錄丈夫丁仁傑一家人的生活,並藉著歷史資料和拍攝畫面的交錯呈現,才完成《鄉印漂移》這部作品。

導演許富美(右)、主角丁仁傑(左),分享《鄉印漂移》拍攝過程。/攝影 王湘綾

《鄉印漂移》裡有一段提到,丁仁傑的母親以前在山東,是大地主的女兒,當山東被攻陷,共產黨把全村子的人集合起來進行清算,母親整個家族被共產黨抄家,只好搭船,逃到台灣來,許富美說:「拍完這部片子的感想,是很心痛的」,了解公婆的故事後才知道,國共內戰讓外省人不得不離開家園,帶著很無奈的心情才來到台灣。 

對於外省人來到台灣,許富美說,台灣人經歷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被當成次等國民,所以聽到國民政府要來到台灣,內心很歡迎,沒想到國民政府一上岸就派駐軍隊,對台灣人進行高壓統治,加上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和白色恐怖,使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感到抗拒,連帶地對跟國民政府一起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們,在情感上產生排斥。 

許富美說,在這塊土地上,外省人背負著本省人對國民政府的投射,既跳脫不掉歷史的枷鎖,又看不到回到家鄉的可能性,藉著這部片子,導演想讓社會大眾看見外省人在台灣生活的心境。

丁仁傑分享身為外省第二代,在台灣成長的生命經驗和心情。攝影/王湘綾

身分認同上,許富美說,對外省第一代來說,身分認同不是問題,他們對家鄉的情感很強烈,而外省第二代實際上在台灣出生、成長,但被父母灌輸很多對家鄉的情感,小時候丁仁傑從沒去過山東,卻憑著想像夢見了山東,「外省第二代對原鄉的想像,很難割捨」,也讓他們對自己的家鄉是台灣還是大陸?他們是台灣人還是外省人?有更多的矛盾。

一九八O年代台灣主體意識崛起,丁仁傑說,在團結民眾的過程裡,政治人物為了增加社會凝聚力,需要找到妨礙「去中國化」的要素,進行排斥,以凝聚民眾團結,外省人則因為血緣被當成第一個目標。 

許富美說,政治力量的介入,讓台灣人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思考族群劃分的意義,「族群劃分的用意應該是讓人認識自己的血緣跟身分」,但外省第二代卻因此成為去中國化的政治標籤。

觀眾賀湘儀(左二)在放映會結束後,與其他的觀眾一起交流觀賞心情。攝影/王湘綾

看過《鄉印漂移》的賀湘儀說,自己的父親也是外省第二代,成長的過程中,他看見父親因為外省第二代的標籤,長久以來被痛苦帶著走,一生中沒有離開過台中,「就好像是要緊緊抓住這個地方」,找尋對根和土地的認同,第一代是離散的一代,他們的傷口很明顯,也很容易被同情,但對於第二代來說,他們的痛苦卻很難被陳述。

被問到如何定義外省第二代,丁仁傑說,「我會定義外省第二代是不能講出口的正當性失落的一代」,第二代背負上一代沒有解決的政治衝突,內心的情感卻沒有宣洩的管道,也無法被理解,只能帶著失落感和歷史的包袱,活在自己建構的堡壘中。 

因為這樣的失落感,許富美說,外省第二代對身分認同的選擇,就隨著工作、生活和情感,不斷的再改變,「不斷地尋找我是誰?我的根在哪?和我要成為怎麼樣的一個人?

放映會結束後,觀眾(右)向導演許富美(左)討論《鄉印漂移》的內容。攝影/王湘綾

被問到拍完這部片的感想,許富美表示,拍這部片以前,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就是台灣人,拍完以後會開始思考所謂的台灣人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和基礎之上,「社會應該用更開放、多元的角度去討論身分認同的問題」,不要拘泥在省籍、血液和族群,而是把重點放在如何跟身邊的人相處。

相關報導

讀者迴響

發表迴響 取消回覆


生命力新聞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教學實驗媒體

聯絡信箱:vita1997@gmail.com

關於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