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記者/徐展青報導 

和平醫院日前因傳出SARS疫情而遭封院,在封院第二天,遭隔離的醫護人員集體衝出封鎖線,引發台北市政府與社會的強烈批評。工作傷害人受害人協會祕書長顧玉玲轉述一名和平醫院護士的話說,「我從不後悔衝出封鎖線,因為抗爭的當天下午,口罩與隔離衣等物資才終於送來」。

「受僱者是完全沒有防疫SARS的自主權」,顧玉玲舉例說,假想一個工地現場,一名工人被雇主指派登上十層樓高的懸空鷹架,而雇主又不願提供安全帽、安全鞋、安全索等防護配備,此時,工人當然應該擁有拒絕雇主的權利;相反地,和平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沒有口罩、隔離衣的情況下,但他們卻連想自保的能力都沒有。 

 「SARS防疫最大的漏洞發生在勞動現場」,顧玉玲說,護理人員從事與SARS病患直接接觸的工作,例如為病患翻身、注射等等,親身暴露在高危險的感染區內,政府與院方卻沒有提供他們口罩、隔離衣等基本配備,以及維持安全隔離的工作環境,但當院內護士因此衝出封鎖線時,社會聲浪卻一致他們譴責枉顧公眾利益,完全將護士們給「汙名化」。 

顧玉玲說,目前三十名SARS死亡的病例中,超過一半是因為工作接觸而受感染,例如護士、看護工、清潔人員等等,其中又以護理人員數量最多。她說,社會對待和平醫院的護士出現極端與矛盾的心態,初期是先將他們汙名化,直等到陳靜秋等護理人員相繼因SARS逝世後,醫護人員的權益才受正視,然而,護理人員也因此被過度「神聖化」。 

「當人說他們是英雄時,千萬別把他們神聖化」,顧玉玲說,因為將護士們神聖化的背後,也正意表了社會大眾對她們的期盼,希望他們在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中,仍能夠赴湯蹈火、奉獻犧牲,而且也默默認同要他們『犧牲』了。 

「雇主利用勞僱關係、工資與資訊的不對等來控制員工」,顧玉玲說,和平醫院封院後,院方就不讓醫護人員知道有關SARS病患的消息,例如陳靜秋染病前,就一直以為自己照顧的是感冒、肺結核病患,完全不知情自己照料的就是SARS個案。 

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則說,目前患病的民眾之所以不願到醫院就診、隔離,起因於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高風險,因此,為降低院內感染的可能,讓民眾信任醫院有能力提供完善的照顧,政府與院方應給予醫護人員最佳的防護,來保障他們的權益,吳嘉苓說,「這不是為人權而人權,而是為了提振整體的醫療安全」。 

吳嘉苓說,我國政府花費許多人力在抽查與取締居家隔離者,甚至還有視訊設備監視,卻少有資源支援他們的生活需要,並提供完善的防疫資訊,甚至還發生有衛生所請居家隔離者親自來衛生所領取手冊的窘境。她說,希望社區的力量未來也能動員,加入協助居家隔離者的行列。 

「護理人員的權利是應該被看到的」,吳嘉苓說,所謂「南丁格爾精神」中的南丁格爾,當初就並非只是個奉獻犧牲的護士,她是看到許多醫藥浮濫漏洞與醫療物資的浪費,起而對抗不健全的醫療體制,所以,護士們真得應該站起來。 

顧玉玲則表示,SARS將公眾的利益具體化,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再次緊密連結,這或許就是社會被迫改變的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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