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怡帆／生命力報導】
「當台灣發生薛凱莉事件，有誰會認為記者是弱勢？是勞工？」台灣記者協會常務執委何榮幸點出社會對記者的刻板印象及污名化。何榮幸在台灣勞工陣線舉辦的「如何異想！怎麼組織？－如何開創白領勞動者組織的新紀元？」座談會中，說明成立記者協會之艱困。
何榮幸說，相較銀行員、教師，記者是勞工意識最薄弱的，社會表現及評價最低。當社會各階層產業自主性都提升了，記者還是在原地踏步，而他們又是去報導最進步事物的人，這樣的矛盾情結可說是記者角色的反諷。何榮幸說，探究記者組工會之障礙，可從先天性的結構因素及後天失調的記者心態問題兩方面來探討。
「過去國民黨將工農學運視為洪水猛獸」何榮幸說，從結構性因素看，尤其像媒體這類視為宣傳喉舌的領域，國名黨不容許媒體自主，更不可能立法支持媒體自組工會。以往中國時報、聯合報的報老闆長年是國名黨的中常委，當時媒體可說是黨國體制的一部分。一九八八年中國時報記者鄭村棋發動籌組工會，以抗衡資方搶奪工會主導權，許多有名的政治線記者原本簽署，只因為老闆的一句話就撤簽，原因也是為了能升遷、領高薪。當年籌組工會的下場是，鄭村棋連中時的大門都進不去。
何榮幸又舉聯合報徐瑞希的例子。他表示，當年報老闆要求記者徐瑞希走路，因為她的報導中批評王惕吾好友的兒子。小記者跟媒體大資方打官司，那種曠日費時、費金心力之苦，加上第二個孩子快出生，使她在二審勝訴後選擇和解。這也是聯合報最重要的勞資爭議。何榮幸說：「如果今天可以再選擇，她寧可當時咬牙撐過去，讓司法證明聯合報錯了」
「社會在乎的是自由時報的報導是藍還是綠，才不管自由時報記者的薪水好不好、有沒有工會、記者有沒有勞工意識向老闆爭取權益」何榮幸說出另一個先天失調的原因，泛政治化的社會在乎的是媒體的政治立場，而沒有給予記者工會運動的支持及要求，記者只有被要求做客觀報導。
何榮幸指出記者工作特性造就後天失調時，有些記者還會告訴親朋好友說政府的某些改變是自己的文章所致，更難以激發記者的勞工意識。他表示：「記者因為和權勢者的長期接觸，造成記者常『忘了我是誰』，覺得自己是王永慶、陳水扁身邊最重要的策士。」超級崇尚獨家的個人英雄主義，也讓記者團體感降到最低，以及二十四小時待命的生活作息，更讓記者不認為自己是朝九晚五的勞工。以上種種因素都是籌組跨媒體工會的困難。
延伸閱讀：
1.台灣勞工陣線
2.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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