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宣／生命力報導】由於先前在超視擔任專題記者的緣故，現任公視紀錄片製作人的蔡崇隆開始接觸蘇建和案，至今已有五、六年了，這些年來，他持續關心此案的發展，以專題報導、紀錄片等方式持續紀錄，「島國殺人紀事」便是他的作品中，探討蘇案的紀錄片。
蘇建和案發生在九一年的三月二十四日零晨，地點在台北縣的汐止鎮，死者為吳銘漢夫婦，他們遭歹徒砍殺數十刀身亡，五個月後，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因有共犯之嫌，遭警方逮捕，三人經三審後皆被判死刑確定，但由於偵查過程充滿瑕疵，如由於缺乏三人涉案的直接證據，司法人員僅依嫌犯的自白便下判定，故歷年來的法務部部長都沒有下令行刑，此案至今將近十年，三人仍被囚禁於土城看守所。
蔡崇隆畢業於政治大學法律系，大學畢業後的他沒有去考律師，而是選擇踏入媒體這個截然不同的領域，對此，他表示，其實還在唸大學時，對台灣司法界的印象就不太好，法律並不是主要興趣，他對於如勞工、原住民等弱勢族群的人權議題較感興趣，也由於本身的法學背景，進入媒體後的蔡崇隆，工作性質多與法律相關，而他便是在九五年擔任超視「調查報告」的專題記者時，首度接觸到蘇案，持續至今。
長年觀察下來，蔡崇隆說，台灣雖然號稱為法治國家，法律的制定也還算不錯，但不論是警政單位，還是司法單位實際在執行時，卻常以不正當的手段去執行，如當時蘇案發生了幾個月後，警方因破案壓力，為了盡快取得嫌犯的自白，便以不人道的方式刑囚蘇建和他們三人，及為了趕緊破案，警方便以嫌犯家中找到的二十四塊錢銅板為重要證據等，檢、警方都忘了嫌犯也是人，應該要受到一定的尊重、對待，且他們甚至尚未確定犯罪，「想想看，如果今天那個嫌犯是你的家人、朋友，你會願意他受到這樣的對待嗎？我們雖然有不錯的法律，但卻沒有把『人權』的精神放在心中」。
此外，台灣司法、執法人員的水準不齊，也是他的心得。蔡崇隆指出，曾經聽說過有司法人員私底下說：「一看到蘇建和他們三個，就覺得他們三個不是什麼好東西！」他說，即便他們三人再怎麼其貌不揚又如何呢？像這樣攸關人命的大事，執法人員怎麼能單憑一個人的外貌來下判斷呢？怎麼能因為「覺得」他們不是什麼好東西，就依此去定別人的罪，如果僅靠外貌或感覺就可以下判決，法令制度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而且單憑感覺或外貌去審案，非常容易造成誤判。
蘇案發展至今已有十年，這段期間各界都持續在關注，對此，蔡崇隆表示，他認為，事實上多數人的心態還是以「同情」為主，視之為「特例」，而這也反應出「司法人權」在台灣處於邊緣的地位，多數人對此議題的了解不夠深、沒什麼自覺，但事實上，司法人權的議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很可能會發生在你、我身上，而也就是基於這個理由，促使蔡崇隆去拍攝另一部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2」。
多數人會以為「島國殺人紀事2」的內容也是與蘇案相關，然而事實則否，「島2」是在紀錄九七年發生的盧正案，與蘇建和案並無關聯，盧正案發生於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台南市婦人詹春子遭綁架並撕票，警方以協助辦的名義約談盧正長達三十六小時，之後盧正認罪，被判處死刑，於去年九月七日被槍決。蔡崇隆說，之所以仍延用「島國殺人紀事」這個名稱，旨在提醒民眾，每個人都很可能會遇上司法問題，如果大家沒有自覺，僅持同情的態度去看待類似的案件，那麼只會發生更多的島國殺人紀事。
長期關注於司法人權議題，蔡崇隆笑著說：「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很有正義感啊！只不過是討厭雙重標準，討厭不公平罷了！」他指出，台灣社會的主流文化一直都是以資本主義為主，因此階級化的現象無可避免只會越來越嚴重，而在階段話的過程中，一定會有一些弱勢的人們被犧牲，而事實上，就這些弱勢者需要各界長期去關注，媒體有責任讓他們的聲音出來，不該只是一味地錦上添花，做主流價值的傳聲筒，媒體是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應該讓所有需要它的人都可以公平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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