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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鈞醫生。記者陳怡君/黃惟伶攝【記者黃惟伶、陳怡君/台北報導】「在去非洲前,我從來沒想過會成為一位感染科的醫生。」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男羅一鈞說。一年十個月在馬拉威服役的日子,讓他看到了愛滋病對馬拉威的摧殘,回台後,他選擇了當時台灣很冷門的感染科,並進疾管局擔任防疫醫師。在非洲服役的經驗,不僅使他更珍惜現在的生活環境,也讓他對醫病關係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在馬拉威,十五歲以上的成人有百分之十五的愛滋帶原率。羅一鈞說,「在那邊看HIV比我看過的高血壓、糖尿病都還要多。」馬拉威醫療團曾到當地大學辦過捐血活動,收了二十五袋血,其中有五袋就是HIV陽性,雖然這些大學生現在還沒有症狀,但預估約五、七年後會發病,然後大概一、兩年就去世,所以頂多再活個十年,當他們可能正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份子時就去世了,對於當地的社會經濟是很大的損害。

非洲資源的缺乏,所造成的醫療不平等讓羅一鈞印象深刻,曾經有一個罹患糖尿病的七歲小女孩,需要長期注射胰島素,但胰島素需要低溫保存,可是當地沒有電、沒有電冰箱,使得小女孩的病情難以控制,醫院裡的英國醫師預估女孩可能活不過十歲,「在台灣這個病一定可以控制,但在那邊這種慢性的病會讓人很快死掉」羅一鈞說。 

在非洲服役時,有一個藥師拿了一盒利尿劑大約二十支給羅一鈞,但二十支的分量只足夠給一個病人使用,因此他必須在住院的四、五個病人當中自己評估,誰還可以救得回來就給他用,羅一鈞說,那是扮演一個上帝的角色,是一個倫理上很大的挑戰。 

有些在台灣的觀念是否適用於非洲是必須注意的,在台灣我們可能可以投入很多資源去救活一個病人,因為台灣資源很多,可是在非洲就必須考量當地的成本效應。 

羅一鈞表示,當時醫療團將一盒抗生素給一個醫生使用,那位醫生為了搶救一個治癒機率很低的病人,不到一個禮拜就把藥用光了,但後來那位病人還是不治,因為那位醫生是用台灣的觀念,覺得他不能眼睜睜看那個病人死,就先把手頭上的資源用完再說,然而,後來醫療團卻因此沒有那種藥可以使用。

羅一鈞醫師於當地服務情形。照片由羅一鈞提供在非洲,醫病關係很單純,所有人都是公費醫療,看病只要二十元掛號費,大家都是享受很平民化的醫療,雖然有的病人很難治癒,羅一鈞只能盡量減輕他的症狀,但病人對醫生都充滿了感激,所以他很喜歡馬拉威的醫病文化,也一直想再回馬拉威服務,他曾和當地人訂了一個口頭約定,等他回台當六年住院醫師會再回去,然而今年初馬拉威卻和台灣斷交了。 

羅一鈞說,馬拉威人很樂天,由於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三十九歲,馬拉威人不會覺得生病或死亡很可怕,「對於生死他們看得比台灣人看得淡很多。 」 馬拉威人共享共有的觀念很深入,也沒有什麼儲蓄的概念,所以「借錢在那邊是很常見的事」,羅一鈞說,醫療團的司機在當地算是高薪,每到月初發薪水,他回到家,家門口就會有一排人等著跟他借錢,所以當地有一個習慣,男生領到薪水,回家前一定會到酒吧大醉一場,至少讓自己先享受完再回到家,因為錢一拿到家就通通發光了。 

由於現在當兵的役期縮短,外交替代役男實際在海外服役的時間只剩十個月。羅一鈞指出,役男大概要半年工作才會上手、了解當地文化、開始想自己可以做什麼幫助他們,可是再來就要回台灣了,這樣對於替代役男是很可惜的,因此他相當鼓勵醫療外交替代役男,如果服役完,仍有時間與意願可以留在當地,不管是當志工或是當短期的團員,繼續多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那時我出去就是抱一個想法,就是我是要去奉獻,沒有那麼偉大,但至少是體驗看看『奉獻』這個事情自己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羅一鈞說,那時曾有一些國內的專家到當地視察,覺得當地很特別,可以做學術研究、發表論文,然而羅一鈞告訴他們,他想體驗純粹奉獻的感覺,所以不想利用他們做研究。 

此外,羅一鈞因為看到一些外交替代役學弟的部落格裡,很多都是服役時玩樂式的內容,他認為雖然那是認識當地文化的過程,但還是要思考如何去幫助當地人,不管是幫到多少,畢竟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服務機會,他建議欲申請外交替代役男的人要先確認自己是否喜歡奉獻和服務,而不是只是抱著玩樂的心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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