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怡蕙/生命力報導】王芳萍,民國五十五年生,輔大外文系畢業,她是怎麼從一個準中產階級,到今日認同勞工階級,為工運獻身的呢?這,要從她的大學時期開始回溯。

唸大學時,王芳萍就很關切一些社會不公平的情形,到了大四那年,社會解嚴,各種社會力量、弱勢聲音紛紛湧現,讓她對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更加的敏感。大學畢業後,她徘徊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先是依循常軌地進入廣告公司當廣告專員,在那不到九個月時間裡,王芳萍看到了商場的勾心鬥角,她告訴自己「我不要成為那樣的人!」而決心走上社會改革之路。

辭職後的她,經由介紹進入一家藍領工會─中國時報產業工會擔任秘書一職。那時的她,對勞工問題真的是一無所知,很多時候都會不自覺的以自己的學生背景、中產階級的經驗,試圖去解決勞工的問題,而遭受到很多委屈和挫折。漸漸地,王芳萍能夠站在勞工的位置上,去理解他們的需要和問題,以及他們為什麼行動、為什麼不動的邏輯;並開始學習如何去集結力量來改變不合理的勞資關係。

在那兩年多,她很震撼地發現「一群弱勢團結起來是可以改變制度的。」一群沒有什麼條件的弱勢,要去對抗強悍的資方結構,挫折是難免的。但被壓迫的族群,若是不能挺身而出,「不戰而死,豈不更沒尊嚴?」王芳萍這麼說。

民國八十年六月,女工團結生產線由王芳萍等一群工運工作者在台北成立,因為她們認為「工會運動並不等於勞工運動」,女性勞工更加需要成立社會團體,來對抗既有的階級與性別壓迫。基本上,女線是一個自發性組織,除了一、兩名專員為有給職外,其餘成員包含王芳萍,都是不支薪的,她們都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協助、推動女性勞工運動。

後來王芳萍到高雄任職於一家地區性的工會組織,開始接觸到一些工廠女工。該組織在民國八十一年的「安強十全美挾廠事件」中,因為負責人的判刑而解體。但在此時期中,王芳萍為了要更瞭解女工問題,實地到工廠做了七個月工。

這項體驗,使她更能瞭解女工的環境與她們的限制。並且這樣大的環境壓力,光靠個人的力量,是不足以抵抗的。王芳萍覺得「做工真的很苦」,要花那麼大的力氣,去做那麼重複、單調的事情,一個月才一萬出頭,「為什麼只值這麼一點點?」她不禁要為她們吶喊。

八十五年王芳萍回到台北,仍是在一家工會任職。而女線從八十六年開始介入公娼運動,可說是公娼抗爭背後的推手之一,她認為公娼事件和一般製造業關廠的情形非常類似,所以她能很快的了解到公娼們的不平和不滿,而決心支援她們。

王芳萍認為:「受壓迫者,都有他們自己的限制和背景,也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和辨別什麼對他們有利、不利的能力。」「弱勢族群有他們自己的拿捏和盤算,只是掙不破社會重重壓制的網。」

王芳萍表示,從事社運,讓她的生命多了幾扇窗口,學會以謙卑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覺得生活更自在,世界更寬廣。她還說:「做社運,最滿足的就是看到自己的成長,以及其他對象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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