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陳宣/生命力報導】「美國發生九一一爆炸案後,民間總共募得五億美金的捐款,截至目前為止,已透過各小型的民間非營利機構發放出一億美金協助賑災,回過頭來看看台灣,九二一所募得的款項至今仍沒有被有效利用。」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江明修表示,由此可看出政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互動情形並不好,彼此信任度低落,這與政府本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聯。

江教授指出,以地方政府來說,地方政府多半視非營利組織為「競爭對手」、「壓力」,認為非營利組織的存在只是凸顯出地方政府本身效率的不足,行政品質的低落,但事實上,非營利組織原始的出發點是「公益」,並無所謂的利益可言,也沒有政治的考量,因此相較於地方政府,辦事效率當然高很多,如九二一發生後,慈濟公德會便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動員各項資源,幫助災民重建房屋、學校。

那麼,中央呢?「事實上,中央也『怕』地方政府啊!」江教授笑著說,中央之所以會「怕」地方政府,主要的考量還是在「政治」,怕以後選舉時,地方政府會不合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顯然中央並不了解「什麼是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心態,還是停留在選舉的「綁樁」;而中央政府本身的能力也有待加強,江教授表示,雖然中央主要的職責在統籌、分配所有資源,但往往出來的結果不見得符合人民的需要。

「有什麼樣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江教授皺著眉頭說,台灣的法令制度、政府運作的確有缺失,但並不代表所有的法令、體制都不好,我們可能有很好的法律、制度,但這些法令、制度卻沒有受到尊重,如中央對地方的認知錯誤,為什麼會這樣呢?追本溯源來看,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教育」,台灣有很勤奮、善良的老百姓,但多數民眾對政府的觀念還是停留在威權時代,因此順民很多。

江教授說,改革之道應從「教育」與「社區」著手。他指出,憲法的設立旨在保障人權,因此,「人權教育」應被視為最高的教育理念,以此為最高指標,而在大學、高中的教育課程裡,應該多加些人性「善」的部分,如鼓勵學生去做志工,參與類似的相關活動、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事蹟編為授課內容、介紹各種非營利組織,像反地雷組織,不要灌輸給學生的,都是像戰爭、政爭這種弱肉強食、你爭我奪的知識。

而「社區」概念的改變與推廣也很重要,江教授表示,現在的社區過於政治化,多半淪為選舉時地方政府綁樁用,且演伸出許多不合理的制度,如每個村長一個月可以領到七、八萬的薪水,這是非常不合理,也不對,像村長、里長這種職位應該是無給制的,本來就沒有所謂的薪水可言,他們的職責應該是在協助、領導整個社區的運作,團結這個社區的人,進而與其他社區互助合作,這才是社區的真正意義。

觀念的改變是長遠的,當務之急還是政策上的改進,對此,江教授的態度較為樂觀,他表示,法務部也明白政府的態度必須放鬆,不能一味地壓迫、管制,應該要讓非營利組織在較為自由的環境中運作,因此目前處於草擬階段的相關法令也已朝此目標努力。

然而,面對逐漸鬆綁的大環境,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對此,江教授說,在政策逐漸放鬆的過程中,會出現如藉由成立非營利機構逃稅、藉以從事不良的政治行等問題,這是必然的現象,但一件事總有正、反兩面,因此同樣的,好的非營利組織也會冒出來,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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