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洪士雅、吳曼寧/北市報導】星期天的聖多福教堂,許多外籍勞工正在做禮拜,祈求心靈的平靜,卻有幾位外籍勞工正為他們的工作權益煩惱著;這群人來自土城,到台灣前被告知的工作為操作員,但現在卻從事做便當、送便當的工作,工作時間從凌晨三點到下午四點,住宿環境只有一扇拉門,和一張床墊,一個月卻要繳四千塊的食宿費用給雇主。

「這群工人還蠻有勞工意識的!」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執行長龔尤倩說,她每個星期天都會來聖多福教堂,和外籍勞工聊天,並對他們遇到的問題提供意見。這只是外籍勞工與雇主發生糾紛的其中一個案例,儘管台灣引進外籍勞工已十六年,但外籍勞工在台灣遇到的問題依然層出不窮。

政府大範圍的制定政策,趕不上社會變遷的腳步,對於外籍勞工的基本人權保障不完善,許多民間團體因應而生,不僅幫助外勞爭取權益,也督促政府制定政策。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在全球原只有五個分會,為了因應亞洲快速成長的外籍勞工人口,二OO七年在台灣成立第六個分會。

亞洲是全球移民的特殊區域,自一九八O年代波灣戰爭開始,許多菲律賓人和印度人相繼前往中東,參與當地的建設工程;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也吸引大批的東南亞勞工尋找工作機會。但亞洲的移民勞工無法在工作地點永久居留,一段時間後就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形成特殊的「客工」型態。

龔尤倩認為「移動是個趨勢」,目前全世界每三十五個人之中,就有一位是移工;只要有貧窮的問題,大家就會利用自己的雙腳出走,尋找工作機會,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移工和當地生活會有隔閡、差距,融合也是個問題,唯有讓移工享有居留的權利,從移工變成移民,勞動剝削、歧視的問題才能被解決。

既然勞動力的移動不能避免,引進勞動力的國家如何看待移工就成為重要的課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因為戰後重建,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除了引進移工,還開放「家庭團聚」的權利,面對人性最真實的需求,讓移工的家人可以來探親,也能成為新的勞動力,甚至使移工進一步成為德國的移民。

相較於歐洲長期的移民歷史,亞洲人權意識發展較慢,龔尤倩認為,也許和亞洲民族國家運動發展較慢有關;尊重移工為當地帶來的貢獻,除了法律、制度上要接受包容,也要透過教育來培養尊重的意識。

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說:「移工是種勞動文化的展現」,不只是代表異國風情的美食、服飾和文化;「台灣的多元文化都是要別人來融入我們,其實我們應主動了解別人」,因此國際勞工協會透過外勞寫的詩、文章及攝影工作坊,讓外勞可以和台灣社會直接互動。

大部分外籍看護不僅是勞動者,也是母親,也是女人,和大家一樣都渴望家庭團聚。勞工局曾和捷運局舉辦外勞詩文比賽,有位女外勞透過詩文,詼諧的表達出自己為了家庭到香港、新加坡、台灣工作,讓家人得以順利完成學業,但最後自己卻成了「老處女」;另一篇詩文則描述一位婦女,離鄉背井來台照顧雇主的小孩,卻照顧不到自己在家鄉的小孩,前文化局局長龍應台聽到這個故事,也感動得落淚。

「經濟弱勢不代表就是文化白癡」,寫詩是印尼的市民文化,泰國每年都有一個文學月,龔尤倩說:「我們台灣對其他國家不夠認識、不夠接納,正面看待外勞是很大的挑戰,透過詩文的表現,以文化做為策略,讓台灣人能更了解外勞的想法,算是開開台灣人的眼界。」吳靜如也說:「透過攝影工作坊,希望大家可以將外勞看成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用完就丟的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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