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簡明珊/生命力報導】身為漢人和原住民的混血後代,利格拉樂˙阿烏(女烏)從原先「漢人認同」,到後來「原住民認同」,並在其中意識到自己「原住民女性」身份,再從原住民女性觀點出發,找尋自己排灣族的歷史,同時發現其他部落的真實樣貌。她以田野觀察方式,親自探訪每個部落,聆聽上一代原住民的故事,觀察原住民部落的問題,包括傳統消失、母語流失等,再以散文和報導文學方式書寫出來。前後出版《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穆莉淡》、《紅嘴巴的VuVu》等書。對於自己「原住民女性身份」,她曾說:「除了關心原住民女性處境外,還要關心原住民問題,因為原住民一旦消失,也沒有原住民女性的存在。」背負「族群」和「女性」雙重角色,及本身混血身份,阿烏對自己的角色認同和生命經驗感受特別深刻。

「我在十七歲以前,都認為我是外省第二代。」利格拉樂˙阿烏表示。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排灣族,阿烏從小卻認為自己是漢人。她說,小時候住眷村,母親和另一個原住民阿姨,常被閩南或客家太太欺負,說她們是「蕃仔」,阿烏看到原住民女性的處境,加上母親常告誡她「不要告訴別人自己是原住民,以免受到歧視」,所以在成長過程中,她都認同自己外省第二代身份,使用漢人名字並說漢語,以保護自己。 

「很多原住民女性嫁給漢人,婚姻常不幸福,最大的原因是漢人歧視原住民。」阿烏認為,即使歧視不是來自丈夫,也可能來自丈夫的家庭,因為他們認為原住民是另一世界的族群。她說,這個社會對待原住民,常因不瞭解而排斥,像她母親和母親的姊妹都如此。而她讀小學時,遇到白色恐怖,父親被人家檢舉「匪諜」,所以老師視她為「匪諜的女兒」,加上她的膚色黝黑,一眼就看出原住民血統,所以被老師雙重歧視。「我一直到國小四年級,老師都叫我站著上課,但她沒有告訴我原因,是後來聽別人說才知道的。」阿烏說。 

父親死後,母親帶阿烏離開眷村,回到排灣族部落,她才知道自己也有一半原住民血統。她說,母親所屬的排灣族群系,是一個母系社會,繼承權和孩子的歸屬權屬母親家族,但兩性仍享有相對的權利和義務。而她認為外婆VuVu影響她很大,因為她做家族及部落田野調查時,從外婆身上看到一個女人自己的選擇,不管是婚姻或生活,都依自己意志決定,不管別人眼光,讓她很感動。後來阿烏嫁入泰雅部落,而泰雅族是個父系社會,女人選擇權和自主權比較少,如婚姻決定。但她認為,並非父系社會女人就必須聽命於男人,像她常和丈夫互相協調溝通,表達她的想法,而丈夫也會尊重她。「可能因為我有排灣血統,而排灣女人的韌性和強悍性格,給我很大的力量。」她說。 

阿烏表示,丈夫瓦歷斯˙諾幹對她影響很大,讓她意識自己是「原住民」,而非過去她認為的「漢人後代」。她又說,她和丈夫創立「獵人文化」雜誌,以散文和報導文學方式,將原住民的處境和挫折呈現出來,並開始從事原住民運動,希望漢人平等對待原住民。但參與雜誌過程中,阿烏發現大家只提到丈夫,即使她的表現和付出並不比丈夫少,而參與原住民運動中她也發現,大家只討論「原住民男性」問題,對於「原住民女性」處境改善,卻很少提及,且女性在參與運動過程中往往只是倒茶水或處理雜事,並沒有跟男性一樣有相同地位,因此她開始以田野調查方式,從「原住民女性」觀點出發,描寫她的家族女性和其他族群女性的故事,讓大家知道原住民女性的面貌,並在台灣時報上發表〈騷的過火〉一文,批判原住民男性的沙文主義,忽略原住民女性在運動中的位置。 

「我常用『樓上樓下』來批判漢人女性,尤其是都會中產階級女性,因為她們從不知原住民女性的存在。」阿烏認為,原住民女性是住在最底層一樓的人,學歷低且視野窄,但她們有很強的韌性。而住在樓上的漢人女性,學歷高且經濟自主,雖然她們也受到三樓的男性壓迫,但至少不是最底層。而那些樓上的女性,往往忽略原住民女性的真實處境,除用漢人女性觀點看待,還替原住民女性發言,婦女運動也從未將原住民女性包括進去。 阿烏又說,原住民女性可說是「三層迫害」,除漢人歧視,也受到原住民男性的壓迫,而所有政策制訂、社會福利、工作機會或生活問題,幾乎未考慮過原住民女性需求,像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女性,因為教育水準低,又要跟原住民男性競爭,工作機會很少,而留在部落的原住民女性,根本沒有就業機會,只能以農作物或手工藝生活,可說是弱勢中的弱勢。 

身為阿烏好友的楊翠表示,阿烏是個外柔內剛,有非常強的韌性的人。跟漢人女性不同是,阿烏以貼近生活真實的方式,自己去感受不管是原住民世代的斷裂、族群遭遇,及原住民女性的處境,讓她啟蒙到這個世界並非單一族群所組成,除了漢人族群外,還有原住民的存在。而阿烏的漢人原住民身份也衝撞她的生活經驗,體悟女人與女人之間,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支配和差別待遇。楊翠強調,阿烏是一扇窗口,讓她看到不一樣的女性處境和生命經驗。 

近年來原住民議題日漸受到重視,日前政府更提倡原住民母語教學,要重拾原住民的文化傳統。針對這現象,阿烏表示,很多人批評原住民後代不認同自己原住民身份,或不記得自己部落傳統,她覺得責任並非原住民應該承擔,因為他們被迫漢化,接受漢人教育,但那根本不該是原住民應該學習的。她說她的孩子在學校因為原住民身份被歧視,她除告訴他們是「人」,有權利被平等對待外,更認為政府不該剝奪原住民權利,「像我不該用利格拉樂.阿烏來代表我的名字,因為那是漢字,我的名字應該是Liglav A-Wu,而且我也不該說漢語,而是排灣話。」阿烏認為,媒體的報導並不等於改善原住民處境,她希望更多原住民女性站出來替自己發聲,讓大家知道她們困難和需要。

從「外省第二代」到「原住民」,再到「原住民女性」認同,阿烏最大希望,就是當個「人」,有同樣選擇和機會,同樣平等的位置。「我現在做的,除難過以前看見母親受到歧視和欺負,更希望以後我的孩子看見他母親,不是這樣的處境,而是一個完整的,有權利義務能自由選擇的人。」阿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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