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美華報導】邁進台東鹿野鄉的布農紅葉溫泉,可以看見陣陣白煙裊裊,不時穿插著亞萍姐的身影。余亞萍,今年三十三歲,是布農紅葉溫泉園區的主任,雖然他的辦公室和溫泉區有一段距離,只要園區咖啡屋人手不夠或是有什麼大大小小的事,亞萍姐都會下來幫忙處理。像是假日客人較多,就不難看見亞萍姐一邊哼著歌,一邊端盤子,實在很難想像她是布農紅葉溫泉的主任。

余亞萍是布農族人,從小就在台東鹿野鄉桃源村長大,父親在她一歲多的時候因為飲酒過量,酒精中毒過世。她表示,「單親家庭在原住民很常見」,有一天余亞萍跟與她年紀相仿的「六年級生」聊天,居然發現單親家庭佔大多數,余亞萍說,「像我爸爸有肺結核加上愛喝酒,英梅的爸爸也是酒醉撞車」。

余亞萍也指出,其中原因大概因為那個年代有一餐沒一餐的,有經濟的壓力,需要在高危險的環境下工作,壓力更加重。余亞萍強調,原本布農族是很厲害的,很強悍的,但是對一個遷移的民族有明顯的適應問題。她說,就像前幾天,古勝雄自殺的例子,古勝雄是當地帶領登山的嚮導,就算身上背負重物,他仍然行動矯捷,一派輕鬆的對登山客講解當地的風土民情,「他是布農族的英雄呢!他喝巴拉松自殺的,會還滿感慨的」,余亞萍也補上一句,「像你們漢人就不敢了吧!」在余亞萍的心中,古勝雄仍然是布農族的英雄,那份氣概永遠抹滅不去,這也是一份對於布農族原住民的認同。

「我媽媽有三個老公,每任剛剛好都生兩個,最多差了十九歲。」余亞萍是家中的長女,從小與母親聚少離多,主要是由外婆與舅舅扶養長大,只有寒暑假才有機會去跟媽媽住,也要學著跟另一位「叔叔」和平相處,余亞萍說,「小時後會一直排擠我媽媽,我知道他很想接近我,但是我都很不願意接近他,我覺得很沒安全感」。因為余媽媽在十年前罹患乳癌,家人獲得消息之後,也願意重新接受她,讓她搬回來住,所以余媽媽十年的抗癌生活是在桃源村度過,也因為這場病,讓余亞萍有更多機會跟媽媽相處,更加了解媽媽。]

余亞萍就讀桃源國小,從小的生活範圍大概就是桃源村跟旁邊的紅葉村了。家人因為想讓他適應不同環境,所以國中選擇就讀台東市,漢人居多的學校。余亞萍說,「本來覺得沒差,但是別人對我的差別待遇讓我知道我跟大家的不同」,國中時,中午吃飯的時候,其他漢人同學都會用台語譏笑余亞萍「黑人牙膏,一隻大便黑黑兩塊」。本來在桃源村,余亞萍從來沒有自覺自己是一位原住民的身分,一直到國中至台東市求學時,經由同學的訕笑欺負,她才驚覺自己與其他人不同,她皮膚比較黝黑,五官也比其他同學深刻突出。

國中時相對的人際關係就不好,余亞萍幾乎都是獨來讀往。余亞萍還記得,那時她想喝水,但是台東市的學校水龍頭是不能直接喝,她只好就跟同學借水,那個同學水壺已經要遞過來了,但是他忽然說「啊!我忘了,你跟我是不一樣的人,這不能給你喝」,余亞萍說,所以我只好扭開洗手台的水龍頭,假裝我在漱口,其實我在喝水。

余亞萍表示,一年級沒人敢接近她,直到二年級她功課進步。每當開班會時大家都會抨擊某一個同學,余亞萍都會站起來替同學辯護,像有男同學會站起來罵她,但是她都不怕,就是這樣骨子硬,常常會有這種衝突狀況出現,像是語言恐嚇之類的,余亞萍說,「他們都叫我『番仔人』啊!」她指出,像那時很多漢人都吸安非他命,大家都很混,像有一天我就問他們其中一個人,他們為什麼那麼討厭我們原住民,他說「因為你們『番仔人』都愛喝酒啊!」那我就想,「可是你們都吸安非他命哩,比我們還要誇張。」一直到國二下才有人接近余亞萍,還說她好古怪,以為她是很害羞的人,余亞萍笑著說,「其實我原本就不是這樣的,我是很活潑的。」

後來余亞萍高中在台北馬偕護校,原本她很怕會再度被歧視,但是台北人原住民比較少見,余亞萍說,「我是她們的第一次,反而人際關係很好,一直被選為當股長,班代」。而在與漢人相處上,余亞萍也遇到生活習慣不同的問題,她表示,像她住校,大家生活習慣不同,余亞萍拿東西很自然就拿了,不用多餘的過問;而其他同學則覺得她很不禮貌,拿東西都沒有先詢問一下。

余亞萍表示,漢人比較傾向「自掃門前雪」。當時高中住宿,週末假日當其他同學都返家,余亞萍會主動幫大家掃宿舍,她認為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應該不分你我。余亞萍也認為漢人比較冷漠,因為當時護校分一半實習一半讀書,當余亞萍實習回來的時候,其他同學因為要看書都不理會她,很冷漠。她還說,「他們說沒有讀書,結果都考很好呀!」在護校的時候,余亞萍頭一年功課不好,因為實在太想家無暇分心讀書,而且也需要時間適應,到高二時,經過一番埋首苦讀,余亞萍的功課又突飛猛進,她說,「我都是全校二十名內。」

因為大學只有第一志願是國立的,爺爺奶奶沒辦法供應余亞萍讀大學,而舅舅白勝光則說,可以供讀大學,但是一定要國立的。余亞萍聽道,就沒日沒夜的拼命讀,結果她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六百七十幾考進國立台北護專。進台北護專時也是人際關係很好,第一年就當班代,在班上地位就很崇高,她的意見就很有領導性了,余亞萍笑著表示,「我的自信心反而在台北被找到」。

畢業後的余亞萍在台東的馬偕醫院擔任行政的工作,因為部落裡人口外流嚴重,她的舅舅白勝光牧師籌設的布農文教基金會人員不足,基金會下所設的布農部落與紅葉溫泉都很需要人員協助,白勝光希望余亞萍能回部落接下布農紅葉溫泉的管理工作。雖然這份工作的內容與自己所學的相差甚遠,余亞萍對於管理溫泉旅遊區也沒有概念,但是憑藉著一股對布農族的認同與熱誠,還有舅舅的期望,余亞萍後來勤翻一些管理學相關的雜誌與書籍,也到其他溫泉區、餐廳參考別人的管理模式,才大膽接下這份職務。

余亞萍表示,當時去漢人社會裡都是沒有預設立場的,但是他們對原住民的眼光就很不一樣,國中時同學很壞,對她很苛薄,她說,「我那時還列黑名單呢!」余亞萍指出,後來發現也不能怪他們,因為那是父母給他們的刻板印象,而當時的衝突幾乎都沒有排解,也不溝通,「他欺負他的,我就都忍耐了。」老師也都不介入,也不會有差別待遇。

余亞萍也指出,漢人跟原住民處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樣。她說,上次布農紅葉溫泉有遊客自己沒看路跌倒,受傷,居然求償一百多萬,後來和解四十多萬。余亞萍說,「如果今天是原住民的話,跟你打包票,一定自己拍拍屁股就沒問題了」。前一陣子,余亞萍的弟弟思宇酒駕撞到人,那個人是一位漢人,只是擦傷,居然要求求償二十一萬。而余亞萍之前出車禍,那時是她的錯,她轉彎沒有煞車。他們兩人的車都撞的很爛,都不能開了。她表示,「當下會很怕搖下車窗是漢人」,好險對方也是原住民,對方只問道,「你是布農族人嗎?喔!自己人喔!那就好辦事了」後來她們三天內和解,和解內容是各自負責自己的車子,余亞萍說,「這就是不同民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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